国学经典的论文

国学经典论文

关键词：文学经典解构思潮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给文学大师重新排位”的呼声不断出现，类似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过。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对各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有的文学史系列的质疑，其根本就是以解构的眼光审视传统的文学经典，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学史的片面性。

一.文学经典解构的理论背景

20世纪是一个文艺理论蓬勃发展的世纪，自从解构主义诞生以来，反传统的理论精髓成为20世纪文论的一大特色。

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语音与现象》等著作奠定了解构主义理论体系，德里达将矛头直接对准西方的传统哲学，体现了强大的颠覆性力量。对自柏拉图以来的以语音压制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发起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设置了种种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现象／本质、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言语／文字等等。而德里达认为二元对立中的两个对立项并不是平等的，甚至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他认为这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打破或颠覆这种长期形成的二元格局。他说：“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一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非天经地义，他极力主张的一项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①在这里，德里达鲜明的举起了反传统的大旗。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几部著作中，颠覆主次、反传统、质疑权威，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核心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响应和长足发展，通过耶鲁学派学者的努力，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得以广泛传播且影响深远，成为一股强大的理论思潮。

解构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使反传统的思想渗透到很多领域，政治、哲学、艺术、教育等都深受其影响。当然，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使文学在二十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后期所兴起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无不显示出解构主义的思想痕迹，都表现出明显的反传统、解构传统的倾向，形成了巨大的反传统的理论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使人们固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固有秩序产生质疑，发出了解构的呼声。文学经典无疑首当其冲，被置于解构的境地。

二.文学经典面临的解构

1.文学经典确立者面临的解构

文学经典是文学历史中的优秀代表，但文学史中的文学作品千千万万，到底哪些应该划入优秀的经典行列？谁来评判呢？当然，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任何时代，都没有固定的人和团体来进行文学经典专门的评定工作。事实是，当一部作品得到了一个社会较长时间的高度评价后，它就可能进入优秀行列进而被奉为经典。在这个过程中，谁拥有权威的话语权呢？从历史来看，一个社会中的知识精英阶层，无疑掌握着决定文学经典的话语权，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西方的贵族、骑士阶层、作家、评论家；当代的作家、评论家、大学教师、研究者等等，他们无疑是文学经典的主要决定者。他们的文学观、文学评价观，无疑对文学经典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文学经典真的是由他们决定的吗？他们发出的就一定是自己的声音吗？透过表象可以看出，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学评判是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的，甚至他们就是统治者的代言人。掌握了一个国家政治命运的统治者，为了有利于对政权的掌控就会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很自然的要把权力意志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而对引领民众精神道德走向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文学经典，就成了他们极力占领的阵地。哪些文学作品被平庸化甚至被妖魔化，哪些文学作品被经典化，就以是否利于凝聚民众人心、加强统治为衡量尺度的。

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曾被称为诲盗诲淫之书而被列为禁书，这就是统治者对文学的强力干涉。如同四书五经成为经典，就是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

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明显经历了的政府干预。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高等教育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忠实贯彻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也是当时出版的王瑶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写指导原则。现今我们通常提到的“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形成。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文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周扬的主持下全面展开。先后有《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等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这些教材虽几经再版，但它们成为几十年来中国高校的必选教材，直到90年代后期，它们的神圣光环才逐渐消褪。但是，就是这几十年的影响，使这些教材中被高度评价的作品，成了众多民众心目中理所当然的文学经典。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郭沫若、赵树理、茅盾、周立波、丁玲等人的作品；外国文学史中托尔斯泰、高尔基、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歌德等人的作品。

近些年来，这些作品被奉为经典受到人们的质疑，并非完全由于其中某些作品名不符实，而主要是人们质疑经典确立过程的单一性――几乎完全由政府或其代言人决定文学的等级，他们拥有的是一种文化霸权。而文学的受众，那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文学消费者，却完全处于评判权利的劣势地位，很难有足够的话语权。

传统文学经典的确立者面临的解构实质是对文学经典确立的民主性呼声，希望文学经典的确立充分体现广大受众的情感意志和审美追求。虽然，文学评判的绝对民主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评判过程的自由度是可以扩大的。那些以前被边缘化的非文学经典，可能被遮蔽了太多的价值，淡化了应有的关注点。

2.文学经典确立标准面临的解构

文学经典是人类思想、情感的结晶，是人类艺术才华的体现，是思想、情感与艺术、技巧的精妙结合，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轻视，都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所以，对文学经典的评定，应该从思想、艺术的层面进行全面把握。但在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做到客观全面的评判文学经典，常常出现评判标准的偏僻，导致对文学经典确立的失衡，也最终导致文学史书写的不公正。

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历了政治对文艺的过多干预，以政治性、思想性取代文艺的艺术性、审美性。50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是政治对文艺的强力干涉。《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作品，因其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政治追求，而被奉为经典。而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戴望舒、张爱玲等人因其作品缺乏足够的政治思想高度而曾长期被打入另册。而当时海外文学史家笔下，却让这些人具有较高的地位。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评价《围城》，因其“博学的妙语和尖刻的讽刺”②成为40年代最佳小说。

对一个对象价值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和所持的标准。当仅用政治性、思想性的标准来评判文学时，得出的结果是不会得到普通读者的承认的。《中华读书报》曾于20世纪末举办一次“‘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调查评选活动”，“调查情况反映了读者朋友们相当宽广的读书视野,总共有900余部作品得到提名；同时也表明广大读者对于经典作品存在共识，”③其中钱钟书的《围城》排名第6，沈从文的《边城》排名第25，这是以从前的评判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的结果。

当然，传统经典遭受质疑，并非一定就是废此立彼，而是要打破那种经典确立过程中的一言堂，消解确立标准的偏颇性，用宽容的、多元的眼光审视经典之外的作品，赋予它们更多的生命力。正如解构主义所认为的，对中心的颠覆，并非一定要建立新的中心，关键是要用无中心的视野审视文学。

注释：

①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5页.